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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业余足球赛的“含金量”:有大咖、没级别、讲细节

新华社上海8月29日电(记者朱翃 许东远)29日,2020红双喜竞达全民体育足球邀请赛在上海宝山区白沙公园足球场开幕。来自上海社会各界的8支业余球队参加了本届赛事的正赛。有大咖、没级别、讲细节,让这样一届更像足球爱好者大聚会的业余足球邀请赛显得“含金量”十足。

原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朱广沪当天参加了开幕式。虽然已经卸任上海市足球协会主席一职,但年过七旬的朱广沪对业余足球赛和青少年培训依然热忱,一身运动装的他欣然为赛事开球。

“看到业余足球赛来这么多人,搞得这么热闹,我真的很开心,说明我们的基础在不断夯实。”朱广沪说,“中国足球的发展是个长期而艰巨的历程,是一个需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可持续发展的事业。足球运动有科学成长的规律,现在特别需要社会力量来组织高质量的青少年赛事和成人赛事,只有规范的赛事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目标。还有一点我很高兴,各支球队里一半以上的球员都是爸爸们,不少都带了孩子来,爸爸们树立了好榜样。”

前国脚刘军、胡云峰当天也出现在现场,只不过刘军是作为上海市足协男足技术总监来“督战”的,胡云峰则担任上海竞达体育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一职,是赛事的“大总管”。当年的师兄弟如今虽然角色不同,却都依然在为足球事业奔忙。看到他俩在现场,不少“爸爸级”球员变成了“追星一族”,拉着他们要合影。刘军笑言“没想到还能被中年男球迷追星”。值得一提的是,参赛队之一的快乐足球队还请来了前中国女足队长浦玮友情客串当主教练,让其他球队艳羡不已。

“这样的比赛非常有意义,社会各界的参与说明足球运动还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宋慧说,“虽然只是周末的业余足球赛,但可谓群‘长’咸集——球员里有医生、校长,有消防队长、公安警长,有社团协会的秘书长、理事长,还有机关单位的科长、部长,这才是我们期望的全民体育、全民参加。”

比赛氛围热烈友好,但鸣哨开球后,这“长”那“长”在球场上都不好使,回归到纯粹的足球比赛里,还是靠技术和实力说话。体育记者联队球员、《解放日报》记者陈华说:“大家以球会友,到了绿茵场上,没有这‘长’那‘长’,只有足球运动的快乐,只有对手和队长。”

赛事主办方竞达体育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沈亚东也是一位资深球迷,作为东道主的他,看到各片球场上的热闹景象,也是喜笑颜开。

“投入到全民体育活动,举办民间业余足球赛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是一位球迷,也是一位爸爸,我希望搭建一个平台,让更多爸爸带着孩子来踢球,这样中国足球才有更好的发展。”沈亚东说,“我们竞达足球俱乐部致力于青少年足球训练,目前和46所学校有合作。但我想除了走进校园搞培训,还要找机会让家长和孩子们在周末走出家门,走进赛场,以球会友,一同体验足球的快乐。这也是我们这次办赛的初衷。”

虽然只是业余赛事,但一些细节却令人欣喜和感动。一是所有球队在开赛前,都非常认真仔细地做着热身运动。有球员因为是业余比赛不想穿戴护腿板,主裁判要求穿戴并逐一检查,还让球员取下了首饰,非常仔细,也是最大程度避免球员在比赛中受伤。主办方还在赛场边准备了冰桶、冰块,为球员提供专业冰敷治疗。二是比赛开始前挑边,参赛两队队长不仅握手致意,还交换了队旗,仪式感十足。有的队伍还让两位球员的孩子身着球衣,代表球队交换队旗,十分温馨。三是赛事全程开放,不少在白沙公园内游玩的家长、孩子也纷纷前来观赛加油,现场气氛热烈,有的大人和孩子还当起了临时球童。

“爸爸,你今天踢得真棒!下周有比赛的话我还想来看,我还要跟你一起踢。”场边一位6岁孩子仰头跟刚刚结束比赛的父亲说,父亲则高兴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好”。这一瞬间,不仅是一场业余足球赛中家庭的温暖时刻,也是本次赛事“含金量”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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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澳大利亚队长:中国足球联赛水平很高很有机会打进下届世界杯

北京时间8月16日,前澳大利亚国家队队长、效力过中超球队长春亚泰的马特-麦凯接受了新华社的专访。在采访中,这位澳大利亚足球的名宿盛赞了中国足球和中国联赛。他表示:中超联赛水平很高,只要能兼顾好青训的培养,就一定能带动国家队的进步。

今年36岁的马特-麦凯在4月份刚刚宣布退役,结束了自己的18年职业生涯。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球员,马特-麦凯的职业生涯主要在澳超球队布里斯班狮吼度过,他为布里斯班狮吼出场300余次。此外,马特-麦凯曾经也效力过中超俱乐部长春亚泰,并在2009年帮助亚泰夺得了联赛亚军。2013年,马特-麦凯又重返了亚泰,并且在这里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当上了澳大利亚国家队队长,带队获得了2015年亚洲杯冠军。

马特-麦凯表示:中国需要打进世界杯,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对于中超联赛的建议,我想说,这是个非常棒的联赛,并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当然了,中国国家队需要打进世界杯。我觉得可能这次就是机遇—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中国其实有一些很好的球员,他们这次是有机会的。我希望中超联赛继续发展壮大,同时给这些球员锻炼的机会,这对中国国家队会有帮助。”在马特-麦凯看来,本国的职业联赛理应成为培养本国足球人才的摇篮。的确,中国足球时隔多年又培养出了武磊这样的优秀留洋人才,在西班牙人的武磊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球迷的广泛关注。但是如果我们自家的中超联赛也有很高的水平,不用说达到五大联赛的高水平,哪怕是达到土超、奥超这些级别,我们本土的球员在自家的联赛就能享受高水平竞技,又何必大费周章送出国外呢。

“本土年轻球员需要机会。如果能对外援数量有一定限制,同时给有天赋的本土球员机会,让他们能在中超或者中甲联赛获得锻炼机会,我认为联赛会发展得更好,中国男足国家队也会更好的。”马特-麦凯的设想是好的,把联赛的参赛机会更多地交给年轻球员、本土球员,以此培养出优秀的足球人才。在开启中超商业化之前,我们的职业联赛就是马特-麦凯所说的那样,外援稀少、本土球员作为主体。但是那样做真的符合如今的足球发展潮流吗?这一点还值得商榷。相比之下,更多的球迷还是希望加大外援的引进、放宽外援名额的限制,这样外援多了,本土球员踢中超就像在国外踢球,也能享受到高水平的比赛。对于这两种看法,不知道大家支持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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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低级别联赛让中国足球不再是空中楼阁

2月3日,在中国足协《2019年俱乐部全额支付教练、运动员、工作人员工资奖金确认表》的截止时间前,足协确认,中甲上海申鑫、四川隆发、广东华南虎,中乙南京沙叶、福建天信、大连千兆、银川贺兰山、延边北国、吉林百嘉共9支俱乐部均未按时提交确认表。

虽然足协一度将提交截止时间延期,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困境难逃,不知要有多少家俱乐部将彻底消亡。这不禁让我们反问:中国足球的低级别联赛,到底怎么了?

上海申鑫、四川隆发、广东华南虎,中乙南京沙叶、福建天信、大连千兆、银川贺兰山、延边北国、吉林百嘉……还有更多球队其实也暗流涌动。

这个冬天中国足坛的悲景,实质是2019年夏天就该爆发的一系列解散狂潮、由于彼时维稳被强制压下而苟活半年之后的复爆。

而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接近20支职业球队退出,标志着我们的「金元足球」彻底塌方。

少部分中甲下游球队和大部分中乙球队的集体性爆炸,原因并不复杂,大致有二:

近十年时间,某些中超顶层巨头们掀起金元巨浪,以非职业非科学的薪酬和转会费,打破、重塑了买卖规则,致使整个中国足球市场的供求生态不平衡被进一步的放大,底层投资人的经济压力空前高涨;

中国足协的前届班子不顾现实,对中甲中乙施加过于严苛的青训准入审计,一刀切式地要求中乙俱乐部建立超出自身成本承载力的梯队队伍(2020赛季要求四级梯队),将本该属于顶层设计、举国架构内的「国家任务」即青少年青训,丢给了连成年队都养活困难的中乙俱乐部,这也导致了中乙太多用虚假梯队蒙混过关的情况。想想,青超联赛某些场次夸张的比分怎么来的?

根据2018版《中国足球协会乙级联赛俱乐部准入规程》,2020赛季,中乙球队须有4支梯队。

如此强制要求中乙设立梯队,涉及的人员选拔、训练食宿、教练薪酬、小球员背后的家庭教育沟通……这些或硬性或软性的成本,全都压在了中乙投资人的身上。

这就使中乙联赛的功能定位产生了疑问:中乙到底是公益性质的普及性联赛,还是求生存谋发展的职业联赛?

至少目前看来,后者应该是中乙的诉求,毕竟普及性的任务应该更多交给校园联赛(可惜我国的中小学校园联赛的推广运营也不算成功),但是打造职业联赛的这个诉求,现在的中乙完成得很失败。

顶层的最高级别职业联赛,如中超,笔者一直主张政企分离、建立职业联盟、足协与体育总局减少行政干预;但是底层的民间青训,其依托主体必须是国家力量。

因为资本都是短视的,中甲、中乙投资人的目的只可能是成年队短期内快速出成绩、为母司业务的宣发形成助力。

很难指望资本家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地搞青训,如果管理部门带有这样的愿景、甚至于颁布强制性政令,那只会成批量地吓退基层投资人。

就像研发一部手机、鼓弄一个软件,这样快速变现的产品,可以交给民间资本去钻营;但是如高铁、地铁、国际机场等成本回收周期漫长的民生项目,必须依靠国企、依靠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才能迅速破土实现。

现实就是,即便是民营资本操持青训,大部分都会落入到「功利青训」的桎梏中无法自拔。

低年龄段的青超联赛,乱开大脚、只知拼身体和速度的现象屡见不鲜,因为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赢球拿冠军、回报投资人。至于什么战术思考、以及配合肌体成长的慢性训练方式,几乎不存在。

在6-12岁最该去理解和热爱足球、在场上培养基本功和大局观的年龄阶段,太多青训教练教给孩子的不仅是「拼身体」、「开大脚」,甚至还会为了胜利不择手段地去教孩子们如何假摔、如何骗点球……

人之罪,皆是制度与环境之祸。压力之下,你也怪不得那些青训教练,大家都是要恰饭的。

青训,必须依靠行政。这样的制度在过往,其实就是几十年来为中国体育输送了不计其数的人才的「省市体委负责制」与「体校制度」。

这样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体育人才培养制度,绝不该在今天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大潮里被扔进垃圾桶。

举一个江苏足球的例子:2008赛季江苏舜天成功冲超,彼时队内几乎没有苏籍球员;而十年后的2017赛季,江苏苏宁易购以小组第一从亚冠出线%均为江苏本省球员。

变化原因何在?正是在2011年,江苏省足管中心恢复了省内13所地级市业余体校,重新开始启动足球项目。在此基础上,原足管中心开始下到基层选拔,组建江苏省各级梯队,战果斐然:

与制一脉相承的业余体校制度,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与调动社会资源,从而「形成体校-省市代表队-职业俱乐部-国字号队伍的输送网络」。

我不禁要问:为什么与我国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群体价值观极为相似的乌兹别克斯坦,能够把业余体校制度重新恢复起来,我们就不行?为什么社会制度和我们天壤之别的德国,可以借鉴前东德的业余体校制度,而建立「精英足球学院」,我们就得一天到晚学日本、学巴西、学越南……

梯队之求,可以鼓励中乙俱乐部去搭建,但绝不可在基层足球人口匮乏的现状里去用政策强制。

也许在通常理论中,梯队是一家职业俱乐部的必备成分,但那是建立在社会足球文化成型、底层参与人数众多的情形中才可实现、才显得理所应当。

因而,或许我们首先要考量的应当是动员和拉回那些逃跑的资本,只有联赛运行起来,文化才有繁衍土壤,梯队才有源水可取。否则今日欠薪、明日解散的中乙生态,谈梯队只能是强人所难、空中楼阁。

当前中乙联赛依然执行必须出场U21球员的刚性条款,违者自然是重罚。除了像青岛中能这样青训根基雄实的俱乐部,大部分中乙球队的U21均有应付政策之嫌。

相比于中乙的惩罚机制,日本J2、J3联赛从2020赛季开始施行的U21政策,则是带有鼓励性质的奖励机制:

U21球员出场时间达标的J2球队,奖励300万日元(约19.2万人民币),J3球队奖励200万日元(约12.8万人民币)。

达标标准为:J2球队U21球员赛季总出场时间总计达到3780分钟以上,J3为3240分钟以上,门将出场时间双倍。

这样的奖励金额,差不多就是一名日本U21球员的年薪,等于是日本足协用奖励的方式,为俱乐部队内的某一名优秀菁英担负了工资。

如此举措,大大减轻了俱乐部的压力。因为并非强制,所以「有则领钱,无则加勉」。

由于中超的U23政策作祟,加之整体人才的缺贫,大部分极度优秀的U21球员(不需要靠政策也能踢主力)早早地就被挖去了中超或者海外镀金、脱离了中乙平台。

留在中乙的,都是相当稚嫩的娃娃。他们凭借政策获得了不合理的薪资,不但进一步增大了中乙投资人的压力,更是挤压了其他大龄主力的出场时间,也一定程度拉低了中乙的水准、败坏了职业足球的风气。

因而,其实中国足协也可以对中乙进行奖励机制的U21政策,钱从何来呢?我们之前已经说了无数遍了:就从已经累积达16亿人民币的中超外援调节费里拨款。

这外援调节费,既因为中国足协身为行政部门却没有收费许可证、又因为所谓的「足球发展基金会」受到国家《基金会管理条例》约束而不接受各俱乐部调节费名义上的「募捐」,而只能放在中超公司的户头——但这又因为足协自诩为商业社团,便又违背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财务转移规定……

既然无处安放,莫不如拿出来奖励中乙。鼓励U21出场也好、鼓励建设梯队也罢,总之有鼓励就一定会有出头鸟,也是客观上促进头部中乙球队的加快自给、夯实根基。

至于中乙显性的经济压力,笔者在想,为什么不能将中超预备队联赛和中乙联赛相融合呢?

用16支中超预备队顶替掉一大部分投资能力有限的中乙俱乐部,即可直接有效地避免近两年来中乙已泛滥成灾的大规模欠薪、欠税、欠外债的乱象。

仅2019赛季,中乙就有超过1/3俱乐部存在欠薪。未发生欠薪的俱乐部中,能够保证按时按量、严格走合同发薪发奖金的,据笔者了解也不超过5家,大多都存在延迟和年终补发的情况。

更有球队存在一整年零工资的恶象,比如我们之前独家报道过的湖南湘涛和福建天信,堪称职业足球之耻。

如果让背后母司资金雄厚的中超预备队来打中乙,则不会出现如此恶劣的经济困难,会进一步拔高中乙投资门槛、净化中乙投资环境。

最终的善果,也是得以维护中乙的商业形象,吸纳更多优质资本和家庭进入其中——避免再出现诸如保 定容大投资人那样靠哭引资、一心赖指政府救济的乱入者。

很多人担忧,那这些去打中乙的中超预备队,一旦冲甲、甚至冲超怎么办?那不就形成某俱乐部的内部德比?

在西班牙,如果有西甲球队的B队参加西乙联赛,那么即使他排名前6(西乙的3~6名参加附加赛),也得把附加赛资格往后顺延,西甲B队在西乙仅是练兵诉求,不干扰西乙球队正常的升降级运转。

于是可能又会有很多人质疑:那中乙的水准会不会拉低中超预备队球员?这种观点属于对中乙的不了解。

事实上,中乙的水平并不低,这里汇聚了大批从最高舞台退下的优秀老将以及25岁左右的菁英(这也是为什么年末有人提议2020赛季中乙要「限制30岁以上球员出场」时,遭到了舆论一致反对)。

且由于特殊艰苦的生存环境,在中乙的某些阶段,往往是一场败仗就可能导致一支球队的瞬间死亡、一家俱乐部的瞬间解体,因而在这里是绝对的刺刀见红、分秒血拼。

可以去问一问上海上港、重庆斯威、上海申花、广州恒大等中超豪门,一旦失去了外援,在足协杯上面对苏州东吴、合肥桂冠、南通支云、陕西大秦之水、宁夏火凤凰,到底好不好踢?

所以不要天然地对中乙抱有低视心态,经过在中乙泥泞里的搏杀滚打,这帮中超预备队的球员是一定会有所提高的。

如此一来,整个中乙的投资门槛会拔高,而投资压力会减小,这样中乙暂时被叫停的扩军计划,也得以重新摆上台面(足协上一届班子搞的中乙扩军,纯属自嗨,亦是自杀)。

扩军一旦有节奏、有计划地开展,由各地方足协和政府即可有条不紊地去筛选更多有实力的投资人,特别是足球欠发达地区的荒漠省市的投资人,去带领家乡足球参与到这个基层大熔炉内,善莫大焉。

这样整个基层职业足球的根基也能固化,最直接的受益者,便是此前中乙联赛里由于球队的解散风险始终不消、而时时处于失业危机的超过800名职业球员。

稳定了就业,便又会反哺政府部门的维稳需求,一个稳定的低级别联赛赛事中国足球的基础。否则,我们发展的联赛只是空中楼阁。